(海通宏观于博、陈兴、应镓娴)

摘 要

增长与收入：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两个重要的主题。从增长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难言乐观，但从收入的角度看，我国上升势头依然强劲。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会在哪里？人均收入是顺利跨过高收入门槛，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日韩、欧美呈现了三种不同的结果。本篇专题中，我们先考察拉美，其发展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悲情拉美：国家百年失落，收入增长迟缓。20世纪初其实拉美国家已经比较富足，但经历了百年发展，却逐渐走向了衰落，这与其选择的发展道路密不可分。早期拉美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但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使其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在痛定思痛之后，相继走向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进口替代初期的确带来了拉美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但其科技实力并未同步提升，政府的过度保护使得企业创新动力较弱，研发投入强度长期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60年以来，巴西和韩国在人均GDP上所形成的巨大差异，绝大多数都能够被技术进步所解释。

分配失衡：重增长轻分配，经济奇迹幻灭。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忽视了公平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悬殊的贫富差距，为最终落入“增长陷阱”埋下了伏笔。首先，土地集中问题在拉美国家一直未得到缓解，这是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根源，农村土地集中的状况以及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吸引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城，造成城市化率看似很高，但其实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其次，外资依赖是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点，而外部资金稳定性较差，政府常会通过超发货币的手段来解决短期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扭曲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定价，埋下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隐患；最后，贫富差距扩大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错误的政策导向。政府依赖富人群体的支持，进口替代模式发展下“重增长、轻分配”，收入分化使得增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无实质性意义，“劫贫济富”令基尼系数迅速攀升。

深陷泥潭：民粹主义登台，经济人财两空。贫富差距扩大抑制内需的释放，进口替代深化面临着“出口竞争力下滑、进口仍在持续增长”的困境，国际收支压力不断增大，削弱外债偿还能力，最终爆发债务危机。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拉美经济陷入衰退，这导致了“民粹主义”在拉美各国粉墨登场，在其主导下，加强劳工保护和增加社会支出的高福利政策纷纷出台，但是，脱离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因为未能促进经济增长，贫富差距问题更加恶化，拉美在增长泥潭中最终越陷越深。

他山之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覆辙？回顾拉美经济的百年浮沉，有几点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首先，在增长模式上，贸易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可以在短期提高效率、提升工业化程度，但这仅适用于发展初期，若不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发投入不足，技术上的短板必然导致生产率的下滑；其次，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国家普遍重资本轻劳动、重外资轻内资、重增长轻分配，贫富分化问题层层发酵，最终导致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并付出了债务危机的代价。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颇具警示意义，“牺牲公平换取效率”难以持续发展；最后，在政策选择上，同样经历危机，韩国转危为机顺势出清，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拉美则深受“民粹”影响，最终在泥潭中越陷越深。这启示我们应尽量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改进收入分配方式，若进入存量经济时代，应警惕“民粹”，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应更为谨慎。

1. 增长与收入：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两个重要的主题。从增长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难言乐观，三季度GDP当季同比仅为6.0%，创下92年有季度数据以来的新低，累计同比6.2%，也是91年以来年度增速的新低。从收入的角度看，上升势头依然强劲，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1美元，明显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离12057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也已不远。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两个重要问题亟待回答：其一，未来经济增长中枢会在哪里？是重回高增长、失速下滑，还是在适宜水平企稳？其二，未来居民人均收入走向何方？是顺利跨过高收入门槛，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年以来，全球共有101个经济体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到2008年为止，大部分经济体在一开始的高速攀升后，经历了增长率和生产率的快速下滑，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仅有13个经济体步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截止2018年底，总共有14个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且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相比之下，印度和印尼虽然GDP超过1万亿美元，但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而卢森堡等小国虽然人均GDP较高，但经济体量偏小，都不具备可借鉴性。

而在这14个经济体，除中国外，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曾经历高速增长，但最终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比如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一类是二战后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的，比如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还有一类是率先步入高收入阶段的，比如欧美的传统工业强国，其中尤以美国为代表。

本篇报告是“收入分配系列”的第一篇，我们将重点研究：为何曾经一度创造经济奇迹的拉美国家，最终经济失速下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对我们又有哪些借鉴？

2. 悲情拉美：国家百年失落，收入增长迟缓

拉美国家的失落百年。拉美国家从富足到衰落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深思。按照1990年国际元标准计算的实际人均GDP水平，1900年时阿根廷人均GDP水平约相当于美国的70%，智利约相当于美国的54%，即便到了二战后的1950年，阿根廷和智利的人均GDP水平也分别达到了美国的52%、38%，但到了1990年，两国只有美国人均GDP水平的28%。巴西和哥伦比亚同样经历了近百年的起伏，其状况略好于阿根廷和智利，但1900-2010年间两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仅仅提升了6个百分点左右。

为什么拉美国家的经济会陷入百年失落？这还得从其选择的发展道路谈起。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之路。早期拉美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但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使其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萧条过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拉美主要国家痛定思痛，相继走向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其核心是限制工业品进口，并采取措施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实现本国产品对进口工业品的替代，促进本国工业化水平提升。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指引下，对本国企业的政策保护逐渐加强，主要措施包括建立以关税手段为主的贸易壁垒、外汇管制以及补贴国内制造业企业等。

进口替代的确造成拉美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像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60年代末工业行业占GDP比重较50年代初提升幅度均在8个百分点以上。在就业人数上，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人口之比也较4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制造业等工业行业在拉美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研发投入偏低，技术发展落后。但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科技含量不高，进口替代造成的保护环境使得企业创新动力较弱，研发投入长期偏低，即使是到了16年，巴西全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也仅约1.3%，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三国甚至不足0.6%，而日本已突破3%、韩国更是超过4%，就连我国也在2%以上。世界银行所做的测算清楚地表明，1960年以来，巴西和韩国人均GDP上所形成的巨大差异，绝大多数都能够被技术进步所解释。

3. 分配失衡：重增长轻分配，经济奇迹幻灭

而在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忽视了公平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悬殊的贫富差距，为最终落入“增长陷阱”埋下了伏笔。

首先，土地集中未见缓解，贫富分化重要根源。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集中问题在拉美国家一直未得到缓解，以拉美第一大国巴西为例，03年其土地构成中，占地面积超过2000公顷的大农户仍占据全国土地面积接近三分之一，而占地面积不足10公顷的农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仅2%，高度集中的土地状况延续到现在，是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贫困人口进城，城市化率虚高。农村土地集中的状况以及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吸引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城，而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仍不充分，难以支撑规模庞大的农村流入人口。因此，虽然在工业化进程中，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看似很高，18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四国均超过了80%。但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比如巴西14年生活在贫民窟的城镇人口仍有22%。

其次，依赖外部资本，推升通胀压力。外资依赖是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点，如在1967年，拉美地区外资占GDP比重高达33%，而同期非洲、亚洲地区分别只有23%和11%，比拉美国家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但外部资金稳定性较差，因此政府常会通过超发货币的手段来解决短期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60年代像哥伦比亚、阿根廷和智利等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超过20%的时期，阿根廷和智利甚至一度分别突破了30%、40%。进口替代带来的国内产业保护加上通胀水平的抬头，扭曲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定价，埋下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隐患。

最后，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劫贫济富”。贫富差距扩大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错误的政策导向。政府依赖富人群体的支持，并未试图满足底层民众的诉求，将巨大的资源都投入到发展“进口替代政策”所需要的产业方面，社会财富被大量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重增长、轻分配”的发展模式虽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收入分化使得增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无实质性意义。

以巴西为例，军政府上台后依靠进口替代政策的深化，GDP增速从63年的0.9%一路攀升至73年的13.0%，并带动同期拉美地区经济增速持续上升。但从收入分配看，50%最贫穷人口、30%较贫穷人口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5%最富有人口收入比重则大幅提升。在1964-1974年间巴西人财富结构中，10%的最富有者占有财富比例是75%，而50%的最贫穷人口则占比不到10%。“劫贫济富”令本已不低的巴西基尼系数继续攀升，60年已经达到50%，70年继续上升至56.5%，80年则进一步升至58.8%。

4. 深陷泥潭：民粹主义登台，经济人财两空

贫富悬殊抑制内需，外债过度爆发危机。贫富差距扩大抑制了拉美国家内需的释放，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这就使得其深化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选择，面临着“出口竞争力下滑、进口仍在持续增长”的困境，国际收支压力不断增大。而70年代中后期国际市场利率的走低，则促使拉美各国大量举借外债，以进一步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80年代初，拉美各国外债存量均达到年出口额的2倍以上，82年阿根廷和巴西外债存量超过当年出口额的4倍。出口能力弱化令拉美国家偿还外债的能力不断削弱，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但拉美国家并未借危机实现出清，而是在“民粹主义”的带领下，越陷越深。

“民粹主义”登台，公平难离增长。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拉美经济陷入衰退，而伴随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失业率也持续攀升，这导致了“民粹主义”在拉美各国粉墨登场。拉美各国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内容却是一致的，即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学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以达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快速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加强劳工保护。拉美民粹主义政策向劳工利益倾斜，包括：1)高度就业保护，劳资双方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往往是长期甚至是终身的；2)集体谈判，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成果往往成为本行业和全国各行业的工资、劳动条件和各种福利的标准，且较难改变；3)高社会福利保障，拉美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发展中地区是最高的，社会保障税率接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但从影响上看，一方面，工资和就业的双重刚性，令劳动力市场无法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也促使企业在长期以资本替代劳动，令失业问题更为棘手；另一方面，企业倾向于逃避巨额的社会保障税和解雇赔偿金，这导致非正规部门不断扩大，进入新世纪后，拉美各国非正规部门就业占比已普遍高于50%。

二是增加社会支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拉美各国开始反思社会政策，意识到结构调整计划及经济改革并没有关注到大量穷人(占比约40%)的问题，于是引入社会安全网，并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脱贫。其结果是，拉美各国的社会支出再度迅猛增长。以巴西为例，90年代初巴西联邦(中央)政府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11%，而加上地方政府的社会支出后，占GDP的比重已达18%，而到了90年代末，两者分别上升至13%和21%。然而，由于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脱节，大量增加的社会支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但是，脱离经济发展阶段的高福利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未能促进经济增长，令贫富差距问题更加恶化，失去增长的“公平”也并不可取，未能有效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拉美在增长泥潭中越陷越深。

5. 他山之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覆辙？

回顾拉美经济的百年浮沉，有几点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在增长模式上，贸易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可以在短期提高效率、提升工业化程度，但这仅适用于发展初期，若不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发创新投入不足，技术上的短板必然导致生产率的下滑。这是拉美经济昙花一现、最终沉寂的根本原因。值得庆幸的是，在增长模式上，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其次，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国家普遍重资本轻劳动、重外资轻内资、重增长轻分配，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城市化速度远快于城镇化、过于依赖外资和进口替代，以及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等一系列问题，令贫富分化问题层层发酵，最终导致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并付出了债务危机的代价。

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颇具警示意义。回顾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与基尼系数走势趋同，两者几乎是同升同降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一穷二白，政府选择将发展放在首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此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上升，而贫富差距也持续扩大。08年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基尼系数也开始下降，贫富差距逐渐收窄。而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反弹的同时，基尼系数也再度回升。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牺牲公平换取效率”难以持续发展，而这也是拉美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政策选择上，同样经历危机，韩国转为危机顺势出清，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拉美则受“民粹”影响，从一个极端(牺牲公平换取效率)转向另一个极端(追求福利忽视增长)，最终在泥潭中越陷越深。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尽量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改进收入分配方式；若进入存量经济时代，应对“民粹”保持警惕，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应更为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