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向好，企业复工复产提速。近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一篇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当前的新冠肺炎暴发对经济增速的负面冲击将是可控的。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安全顺利地实现全面复工最为关键，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李稻葵表示，保障企业安全复工要精准施策，并加强政策传导机制；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充满不确定性，我国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点可能后移。

谈经济增速

疫情对经济增速负面冲击可控，反对笼统地谈中小企业

新京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SARS时期有何不同？

李稻葵：不同于SARS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第一季度，恰为全年经济活动最少的时期。加上近年来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协同办公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且政府在经济运行方面应对措施的出台较SARS疫情明显前移。以上原因都会部分程度上减小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但SARS疫情发生时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加入全球化的加速期，而此次疫情发生时我国经济处于下行趋稳期、全球化逆流的复杂期。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如果新冠病毒疫情能够于2020年第一季度得到控制，实现全面复工，那么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将为-0.17个百分点；如果疫情持续到2020年第二、第三或第四季度，预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0.36、-0.55和-0.77个百分点。

我们在疫情发生前公布的对2020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为6.1%，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后，根据疫情结束的时间不同，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在5.3%至5.9%之间。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当前的新冠肺炎暴发对经济增速负面冲击是可控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能够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新京报：目前普遍受关注的是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你怎么看？

李稻葵：我反对简单地把“中小企业”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中小企业散布在不同的产业和部门，行业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企业大小之间的差别，这次疫情对它们影响大不一样。

疫情对于服务业影响较大，但也要分两类看：一类是传统服务业，比如旅游观光、住宿、食堂餐馆等，影响很大；一类是现代服务业，比如软件、教育、咨询服务、会计、新闻、金融等。用行业来划分更加合理，在传统服务业的这些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点可能后移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当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和中小企业的作用？

李稻葵：现在是非常时期，当前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取向都是好的，财政政策非常积极，货币政策适当宽松，但是针对性可能还不够，传导机制还不够，要传导到单个、不同的企业，要有不同的政策，这个是关键，是现在需要加强的。

绝大部分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不是资金或税收，而是不能复工，找不到工人，上下游企业配套不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财政政策是不是可以更精准地帮助受影响较大的企业，对暂时没条件复工的，政府能否代交社保，是“代交”而不是“免”；对复工企业能否减免甚至退还部分以前交的社保；再如暂免一段时间房租、适当减免贷款利息等。总之要精准施策、精准分析，不能一刀切。

新京报：减免政策可行性如何？去年因为减税，有地方反映财政已经吃紧。

李稻葵：坦率地讲，这个花不了多少钱，比增值税减3%要少多了，因为那些大规模的企业都已经复工了，现在出的政策主要是中小型、尚未复工的企业，政府认真去做工作就都能够核实。再说到减税，这部分企业以前缴税相对不多，给它减点税应该不是太难，时间也不长，也就几个月。

新京报：银行可能会考虑到不良考核，怎么能让银行更敢贷愿贷？

李稻葵：以后可能要出一个政策，在新冠肺炎时期发放的贷款，在考核中要“网开一面”，不要追究特殊情况下给的贷款，总之机制一定要灵活。

新京报：你预计当前货币政策适当宽松的周期会随着疫情的持续有怎样的调整？

李稻葵：现在还有另一个新的因素要考虑，就是疫情在国际上不断发展，甚至有更严重的趋势，因此我们的货币政策必须还要考虑国际的影响，要考虑国际的货币环境，比如欧元、美元，他们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加宽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间点可能还要后移一点，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谈企业复工

建议改为强调每亿元GDP的病例数，兼顾防疫和复工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疫情对服务业等行业的影响较大，那当下最关键的是什么？

李稻葵：最关键就是要安全顺利地实现全面复工，这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

新京报：如何保障企业安全复工？

李稻葵：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把当前的社区网格化防疫管理推广到工作岗位的防疫管理，对于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统一管理等建议。我再强调两个层面，一个是管理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

从技术层面上讲，要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出不同的规范标准。比如理发行业，找一些医生和理发行业的专家一块研究一下，什么样的流程最安全；再如建筑工地、宿舍、食堂该怎么防范等。

政府施政方面有一个障碍，就是各个地区的领导都紧盯着一个数据，即新增确诊人数，都希望是零。这个导向我认为要调整一下，建议改为强调每亿元GDP的病例数，兼顾防疫和复工。地方政府不能一味地强调零确诊，应强调规范，只要严格按规范走，即便出一两个新增病例，属于随机事件，不追究责任。追责不能建立在随机事件上，追的是管理流程。

根据分析，要复工又要新增零确诊是很难的。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只要在可控范围内，有比较有效的应对和治疗方法，那么我们不要因为病例有一两个的存在，而改变我们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

新京报：政策空间有多大？

李稻葵：后续的经济政策空间，我认为有一点比非典时期有利，就是我们现在对外的经济依赖度大大下降了，中国经济相对自成体系，比如当前我国出口占总产值大概15%左右，而非典时很高。我们现在的经济中，服务业比重较高，而服务业中大量是不可贸易的，不跟国外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有利空间。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企业不要夭折，能够安全地复工，很多消费能够进行下去，这就行了。

我现在倒担心另一件事情，等疫情稍微缓和以后，老百姓(78.370, 0.35, 0.45%)开始消费了，这个时候生产得跟得上。所以我建议相关的耐用消费品领域企业要赶紧复工，不要等消费者想买了，生产又跟不上，经济就受损失了。我认为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很多老百姓对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可能也有新的体会，我倾向于认为很多百姓可能更愿意购置消费品，觉得生死面前，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要切切实实地改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产要跟上。

谈全球影响

全球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可能放缓

新京报：你预计疫情对全球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

李稻葵：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坏的情况是欧洲出现大规模停工，美国经济出现较大规模停摆。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怕是两个方面，相对大的方面，是对我们的出口产品需求可能有所放缓；小的方面，是对一些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会跟不上，会断供，我认为断供的风险对中国经济影响比前者可能会小一点，因为中国经济目前自我的配套能力相比10年前强多了，中国自己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新京报：有人认为疫情会促使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李稻葵：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就在进行中了，比如芯片、手机操作系统等要逐步地自主设计。我觉得疫情最直接的影响是新科技的使用，如远程交易、远程电话会议、网上授课等，这是最大的影响